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曾利用美联储年度怀俄明州研究会议（即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传递政策信号：2022 年通胀高企时，他承诺坚决抗击通胀；去年失业率看似稳步上升时，他又表态将通过降息捍卫就业市场。
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明年 5 月结束，本周五他将在该会议上发表告别演讲。此时，经济数据呈现矛盾信号，让他奉行的 “数据依赖” 策略陷入困惑，他需在两种政策路径中做出选择。美联储内部对于 “通胀高企” 与 “失业率上升” 哪种风险更大存在分歧。但无论如何，投资者和特朗普政府都强烈预期，美联储将在 9 月会议上降息。
然而，9 月是否真的降息或许并非关键，更重要的是鲍威尔如何规划下一步 —— 如何评估当前经济（部分指标显示放缓，另一些则显示稳健，且仍有物价上涨迹象）。尽管鲍威尔曾在必要时果断转向，但当下他可能仍需在美联储 “稳定物价” 与 “充分就业” 的双重目标间寻找平衡。
“我所了解的鲍威尔希望坚持数据依赖，不到万不得已不做决定，” 前美联储副主席、现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全球经济顾问的理查德・克拉里达表示，“如果他们在 9 月降息，届时会有一场激烈的沟通讨论：我们要传递什么信号？是降息一次后观望，还是开启五六次降息的序幕？即便他们想降息，如何沟通也将是个挑战。”
鲍威尔将在杰克逊霍尔附近的大提顿山脉背景下发表演讲，这也为他动荡的八年任期画上阶段性句号。这八年间，全球疫情催生了激进的政策创新，随后爆发的通胀引发了创纪录的加息，还伴随着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无休止的人身攻击。
2022 年的演讲中，鲍威尔效仿已故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承诺不惜以就业和增长为代价遏制通胀。如今，他面临新的挑战：需借鉴沃尔克的继任者艾伦・格林斯潘（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演讲中曾提及的另一位典范）的思路，超越通胀风险信号，将当前 4.25% 至 4.5% 的政策利率逐步调整至 3% 左右的 “中性水平”—— 即不再旨在抑制经济，而是在政策制定者确信通胀将回归 2% 目标时的适宜水平。
展望未来
目前通胀仍比目标高出约 1 个百分点，且有理由认为其将继续上升。但特朗普政府认为，持续涨价的风险极小，且将通过放松监管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得到抵消。
“他们（美联储）试图更依赖数据，我认为这是个错误，”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近期表示，他认为这会迫使政策制定者等待通胀回落的确认信号。他还提到，格林斯潘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采取 “极具前瞻性” 的策略，不纠结于物价上涨，淡化同事们的加息呼声，并寄望于预期中的生产力跃升 —— 而这确实帮助缓解了通胀。
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特朗普考虑的鲍威尔继任者人选之一）也提出，不应过度关注关税上涨带来的通胀风险。沃勒主张立即降息，以防范就业市场出现他所担忧的疲软迹象，这与那些希望得到更多确认信号再行动的同事形成对比。
鲍威尔目前仍属于后者。在任初期，他就明确表示，决策应锚定于数据，而非过度受经济模型和预测影响 —— 数据明确时果断行动，同时保持谨慎，这也符合美联储一直以来的框架。
这种策略有助于避免政策转向的 “假启动”，但也可能因滞后而错失时机：毕竟美联储的行动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时滞，且历史数据修正可能颠覆当前信号。近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劳工统计局大幅下调了 5 月和 6 月的就业增长预估，这一历史性的修正强化了沃勒关于 “就业市场比表面更疲软” 的观点。
迷雾渐散？
随着经济增速可能降至 1% 左右，包括贝森特在内的政府官员指出，当前整体经济数据看似比去年 9 月更疲软 —— 当时，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在鲍威尔于杰克逊霍尔承诺 “竭尽全力支持强劲劳动力市场” 后，降息了 0.5 个百分点。
政府和部分美联储政策制定者认为其中存在矛盾：如果经济状况更糟，为何不降息？此外，“数据依赖” 与 “因前瞻性担忧（如未公布的关税政策调整可能影响通胀）而暂停今年预期中的系列降息” 之间也存在张力。
特朗普最终提出的关税政策远比预期激进，尽管目前的一系列进口税并未像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但直到最近，包括沃勒在内的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才觉得对未来的判断有了更坚实的依据。
“迷雾正在散去，” 里士满联储主席托马斯・巴金上周表示。
如今，鲍威尔需要说明迷雾散去了多少，尤其是要暗示美联储是否即将重启持续降息、谨慎迈出第一步而不承诺更多，或是继续等待更多数据。
与一年前相比，除了就业和经济增长疲软外，情况已有所不同：利率更低，因此限制性已减弱；股票市场繁荣；失业率保持稳定；而去年美联储降息时逐月下降的通胀率，如今变化不大，只是近期略有上升。
就连沃勒也表示，尽管他认为经济增长放缓是 “将货币政策转向中性” 的理由，但如果他对通胀或就业市场疲软的判断有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次或多次会议上维持政策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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