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文汇报》
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后，各报纸在成为“孤岛”的租界仍可照常出版，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占领军要求上海租界的中文报纸必须接受新闻审查，《救亡日报》《立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等报纸纷纷停刊或迁移外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进步文化人利用英法租界特殊的地位、环境，以洋商名义创办了一批抗日救亡报纸。其聘用洋人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经理和主编，当时称这种报纸为“洋旗报”。
爱国人士严宝礼等，原为京沪、沪杭两路局的高级职员。他们在经常活动的新新俱乐部进行筹划，决定以铁路局发给的遣散费作资金，创办《文汇报》。《文汇报》的创办也得到《大公报》社的支持，借用《大公报》的厂房、排印设备和印刷工人。
《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正式创刊，英国人克明任发行人兼总主笔，严宝礼任经理，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胡惠生任总编辑。馆址设在上海福州路436号，编辑部和印刷所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大同坊。在创刊号上，以“本报发行人兼总主笔”克明的名义发表了《为本报创刊告读者》，表明《文汇报》的宗旨和克明“保镖”的角色。
《文汇报》1938年1月25日，第一版
《文汇报》最初为1大张4版，第40号扩增为2大张8版，第73号增加为2大张半10版，第80号增为3大张12版，第158号增为3大张半14版，第236号增加到4大张16版｡此后，版面虽时有变动，但基本上保持在12-16版之间｡
《文汇报》的版面分为：一、要闻。主要报道中国抗日战场的军事消息和战时要闻。版面初为1版，后陆续增为3版。二、社论和国内外时事。社论一般安排在第2版或第3版，主要针对一些重要事件和新闻发表评论。国内外时事主要包括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外交动态和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斗争情况。版面安排在要闻版之后，最初为1版，后增加到4版。三、各类专栏。这些专栏一般开设于要闻版后的各个版面，形式和内容不定，有些属常设性的，有些则属临时性的。比较常设的如“经济新闻”、“各地乡讯”（后改为“乡讯”和“各地通讯”）、“社会服务”、“时论选辑”和“教育与体育”等。四、副刊。主要分布在最后几个版面。除一开始就开设的文艺副刊《文会》（从18号起改为《世纪风》）外，自扩为14版后陆续开设的副刊有：综合性副刊《灯塔》，专登读者议论的《读者园地》，反映社会问题和沪上众生生活的《海上行》，以及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儿童园》、《法谭》（初名《法讯》）、《剧艺周刊》、《俗文学》、《学术讲座》等等，共计10余种之多。
《文汇报》积极宣扬抗战爱国，创刊号上，《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特大字号的标题刊载了一则郑州专电《津浦线发生激烈战华军两路包围济宁》报道了津浦线上我军两路包围日军的消息；《文汇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是《淞沪之役六周纪念》，通过对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战业绩的缅怀与赞颂，向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孤岛”民众投身抗日斗争，共救国家危亡。
《文汇报》1938年1月25日，第一版
《文汇报》1938年1月28日，第二版
1938年3月伪“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文汇报》立刻发表社论予以揭露与斥责。
《文汇报》1938年3月29日，第二版
1939年5月18日，在日军的压力下，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以“言论激烈”为由，通知《文汇报》停刊两周。其后，日伪大肆活动，并勾结克明出卖《文汇报》，试图盗用其名，偷梁换柱。在这种形势下，《文汇报》同人义愤填膺，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毅然停刊，保持了《文汇报》的纯洁性。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18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到9月5日为止，以号外形式编号，出报19天，9月6日起，接续1939年5月18日编号，是为《文汇报》正式复刊。
《每日译报》
1937年12月9日，《译报》在中共地下党文委的领导下，由夏衍召集赵邦鑅、林淡秋、王季深、丁君匋（《大公报》广告部主任）、金澍（大时代出版社负责人）等筹备出版。《译报》的主要内容是上海附近的战事消息和全国抗日的信息，这些信息全部是从包括《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大美晚报》、《俄文日报》、《柴拉早报》、《柴拉夜报》等在内的外文报纸上摘录翻译的。《译报》以这种独特的形式来规避日军的新闻检查，但是由于这份报纸“鼓吹抗战，坚持抗日”的天然属性，导致其仅出版到12月20日第12期后，就被租界当局查封，被迫停刊。
《每日译报》发刊词
为了继续出版，赵邦鑅找到了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大学图书公司的负责人拿门鲍纳作为经理，通过挂“洋旗”的方式重新向工部局登记，于1938年1月21日以《每日译报》的名义继续出版，实际负责人为梅益。
在创刊初期，《每日译报》主要翻译苏联《消息报》、《红旗报》、英国《每日先驱报》、法国《科学报》德国《佛兰克福报》等十余种外文报刊。在出版一个月后，从1938年2月20日起，《每日译报》开始综合各方电讯报道中日战事，不再单纯依赖外文报纸。从5月1日起（第101期），版面改为一张半，增刊“社会动态”（上海新闻零讯）和新闻匙（时事评论）等栏，新辟“爝火”副刊。并开始从内地重要报刊（如《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开始转载重要文章。6月1日起，《每日译报》改出两张，一张为“新闻版”，包括社论、特写；一张专门刊登译文与副刊。6月28日，扩充为对开大型报（每天对开一张，附四开一张）。副刊“大家谈”（王任叔、钱杏村、于伶先后主编）与“前哨”（王任叔编）同时创刊（“爝火”停刊）。7月份起，增辟“儿童周刊”（钟望阳主编）、“科学知识”、“语文周刊”（陈望道主编）。9月份起，增加“每周论坛”。10月份又将各种周刊（“语文周刊”除外）合并为“综合周刊”，另设“文选”栏，刊登特约外地通讯及国内各报重要论文。自1939年1月份起，增刊“新闻学周刊”，3月份起副刊“上海读物”、“文艺通讯”创刊。从这些内容的变化来看，《每日译报》在新闻报道之外，特别注重副刊；通过各种副刊联系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扩大了宣传效果。这是其内容上的一大特色。
从1938年8月23日起连续刊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1939年5月18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日益恶化，《每日译报》停刊。通观《每日译报》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其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宣传效果，及时为上海民众提供了丰富的国内外新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纸的“专电”和“特稿”栏目，提供了此一时期上海其它报纸所没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关于抗战的思想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伟大事迹。这为上海民众和国外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学习》半月刊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中共地下党为团结教育与指导爱国青年读书学习，创办了《学习》半月刊，前后总计出版5卷3期，是孤岛环境中生存时间较长的一份刊物。
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开办社会科学讲习所，《学习》半月刊便以此为基础筹备。讲习所负责人王任叔指示，刊物要以发动青年读书学习为中心，学术气味要浓，政治色彩要淡，以争取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生存。
1939年9月16日，《学习》半月刊正式创刊，创刊号的编辑说明强调，该刊的出版目的是为同仁自身与读者共同学习，号召读者认清所处环境，发奋读书，增知识、长才干。并鼓励读者投寄读书心得，提出问题，共同讨论。创刊号发表有倩之（李平心）的《科技社会主义的特点》、长风（方行）的《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戈茅的《关于报告文学和通讯的写作》、纪晓（张宗麟）的《孔孟教育在今日的中国》、张钢的《论天才》等文章。从第2期开始，设置《书报评介》、《读者信箱》、《随笔》、《文艺》、《短评》、《杂感》等栏目。刊物对时事政治常以研究的形式加以论述，同时不断组织有关学术与思想问题的讨论。
《学习》半月刊，创刊号封面
1940年春，王任叔因调动工作，《学习》半月刊改由顾准单线联系。在此期间，刊物内容进行了一次调整，突出学术性。2卷3期出版了革新号，并开始在封面上印出“纯研究性的半月刊”字样。内容增加了有关社会科学的各种讲座，计有《经济讲座》、《哲学讲座》、《海沫文谈》、《戏剧讲话》等，分别由顾准（怀璧）、麦园、蒋天佐（史笃）、叶尼撰稿。此外，还充实了《书评报介》，增设《小辞典》栏目。从2卷8期起，开始连续登载周建人（高丰）翻译的《费尔巴哈唯心观和唯物观的对立》。
《学习》半月刊，革新号
刊物从第3卷开始，增辟“学习播音”专栏，报道各地文化消息、著名文化人的活动与言论、抗日根据地消息等。有些因环境关系不便发表，或篇幅过长不能发表的文章，印刷成小册子发行，书名则依内容而定，以“金门”、“大钟”等出版社名义出版。先后出版有：《人权在那里？》、《谣言与烟幕》、《陈嘉庚近事记》、《日本会和英、美、苏联开战吗？》、《美日和乎？战乎？》等。与此同时，刊物还编印、翻印书籍供青年学习，如《社会发展史》、《怎样学习？怎样研究？》等多种。
1940年7、8月间，顾准离开上海前往新四军根据地后，《学习》半月刊的组织联系工作由蒋天佐接替。1941年春，中共党组织增派姚溱参加刊物编辑工作，4卷1期封面即由其设计，刊名“学习”二字被放大，变得非常醒目。姚溱曾以阿集为笔名，撰写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文章，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了系统宣传。1941年暑期，《学习》半月刊还举办了青年暑期学习座谈会，并在4卷8期上发表座谈会记录。同时，约请留沪的周建人、许广平等人撰写读书心得，启迪青年。
《学习》半月刊在孤岛环境中，实现了团结教育青年的既定目标。在杂志的感召下，大批青年踊跃前往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活动。
《学习》半月刊，4卷1期新封面
《文艺新潮》
《文艺新潮》是在上海“孤岛”时期创办较早的进步文艺刊物之一。1938年9月创刊于上海，最初由“野马文艺研究会”发起动议，得到了钱君匋、李楚材（林之材）的支持，并担任主编，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发行。自1939年7月第一卷第10期起，蒋锡金出面参与主编。1940年9月，第二卷第9期出版后终刊，前后共出版21期，为十六开本的月刊。
编者在《发刊词》中谈及刊物产生背景时指出：“在孤岛上的人们，既不能算作前线，也无法归之后方。许多年青的人，因为在孤岛上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失去了活动的权利，于是感到苦闷，不安，也就流于颓废，消极之念，我们要和大众挨得紧紧，我们要写大众所受的苦痛，我们要写大众所有的希望”，“让大众的声音，色彩和行动来汇成一股文艺的新潮”。创刊号出版时，适值鲁迅逝世两周年将近，刊物特辟纪念特辑，刊登了陶元庆的炭画《鲁迅遗像》；由许广平汇编的以《论中国现代的木刻》为题辑录的鲁迅致李桦的七封信；李楚材的《用工作来纪念鲁迅先生》、王任叔的论文《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等。
李楚材（林之材）《用工作来纪念鲁迅先生》
《文艺新潮》以文艺创作、评论、翻译三者并重。创作偏重于小说、诗歌、通讯报告，其次是散文、杂文。内容主要反映“孤岛”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爱国情绪。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周文的报告、厂民的速写，报道了大后方的抗战现实；刘白羽的诗歌、夏侯未胤（曹白）的报告，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生活。评论则以“文艺大众化”和“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较为集中。“论谈”（亦称“论坛”）栏所载文艺短评，主要是对“孤岛”倾向性文艺问题的评论。另外，刊物还较多地介绍和翻译了苏联文学，对“孤岛”读者起了一定的教育鼓舞作用。刊物的主要撰稿者除上述诸人外，还有巴金、许钦文、罗洪、司徒宗、何为、王任叔（巴人）等。
《文艺新潮》自第一卷9期起，还开辟了《文艺通讯》专栏。每期发表3到5篇文艺通讯，并配合一些短论和专论。第二卷第2期出版了《诗歌特辑》；第3期出版了《小说特辑》；第4期出版了《米价和生活特辑》，第5期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讨论特辑》；第6期的《戏剧特辑》发表了蒋天佐的《“自我批判”及其他》。从第8期起，开辟了《万里来鸿》专栏，发表了茅盾的迪化来信、邹荻帆的武昌来信、特伟的重庆来信等，综述了当时各地文艺界的情况。
第二卷第4期《米价和生活特辑》
《文艺新潮》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坚持了近两年，是“左翼”进步文艺刊物发行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曾与其同时期发行的《鲁迅风》仅维持了9个月。刊物不仅在上海广受欢迎，还行销于开封等中原地区和香港、南洋群岛等地，在抗日宣传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民族公论》
《民族公论》是“孤岛”时期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综合性理论刊物。因在“孤岛”出版期刊，需向租界当局申请领取执照，而出版丛书可作一般图书对待，便于通过，故用“丛书”名义出版。1938年9月10日在上海创刊，每月一辑，由译报图书部出版。王任叔主编。在第1辑的《后记》中，说明丛书的宗旨：“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一个立场，那就是‘抗战必胜’。正是全国人民的信念，全中国人民的立场，毋容其多说了。”至1939年7月止，共出10辑，每辑都以其中重要文章的篇名作为书名。各辑名称是：《领袖论及其他》、《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思想家的鲁迅》、《青年的任务》、《论集体生活》、《论自由》、《无神之国》、《论精神总动员》、《社会思想论》、《城市陷落对于民族经济的影响》。作者都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文学、社会学方面的知名人士，如胡愈之、潘梓年、郑振铎、吴大琨，李平心、孙冶方等。
《民族公论》1938年9月号
上海“孤岛”时期，中共地下党坚持利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这个组织，进行文化斗争。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是在江苏省委组成之前成立的。办事处主任是潘汉年，也是公开的中共代表。“八办”的重要任务是开展上层的统战工作，凡是搞文化界、救国会的上层工作的党员，如夏衍、钱俊瑞、王任叔等都归“八办”领导。救国会的领袖“七君子”以及胡愈之、张志让等知名进步人士，也归“八办”负责联系。日军侵占了上海的中国地界，租界成为“孤岛”以后，“八办”的工作转入地下。“八办”出版了两个主要刊物：一是王任叔主编的《民族公论》，转载党中央在延安公开发表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一是阿英主编的《文献》，登载党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当时的讲话、报告等等许多重要抗战文献。
《思想家的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1月号
在党的领导下，“孤岛”进步文化运动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一个突出成就就是“鲁迅思想座谈会”及其研究讨论的成果——《思想家的鲁迅》的写作。关于纪念鲁迅、研究鲁迅的活动，当年在“孤岛”十分活跃，而又富有成效。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终于在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之前于一九三八年六月至八月之间陆续出版。座谈会的讨论成果——《思想家的鲁迅》，也是适应战斗的需要而发表于《民族公论》上的。
《编后记》，《民族公论》1938年11月号
《民族公论》主编王任叔很重视这个研究成果，他就用此文的篇名《思想家的鲁迅》作为该辑丛书的书名，并在《编后记》中写道：“这一辑里的文字，值得我们特别提起的，便是《思想家的鲁迅》这篇压卷的文字，作者自己已经有了声明，那是鲁迅纪念日社会科学家座谈会讨论的记录，但无疑有许多作者自己的意见参加进去。这是一篇对中国这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作了一个纵面的和横面的分析。在这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鲁迅的发展的时代的侧面。”
《民族公论》经常刊登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的主张，还刊登揭露日军暴行，介绍前线战况和后方群众支援抗日斗争的真情实况。抗日救亡舆论宣传，对扫除弥漫的悲观消极情绪，振奋抗战精神，教育人民，鼓舞军队作战士气，打击侵略者，树立抗战必胜信心，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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