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本篇主人公名叫穆齐贤，是个道光年间的王府小京官。他一生悖时倒运，事业寥寥，惟有旗人身份，在“历史缝隙里的人”中独树一帜。清王朝以八旗立国，在权力体系中，旗人群体占据优势地位，对国家政治、行政运作的影响毋庸置疑。本系列撮拾人物，如果将旗人群体排斥在外，显然不符合清朝的历史定位。问题在于，旗人，特别是满洲人，数量少，机会多，只要稍出表众，文才武功略有可取，就很容易进入仕途的快车道，或出将入相，或位列卿班，从“历史的缝隙”里破土而出，超越本系列的选题范围。至于那些沉寂下僚，或隐没无闻的旗人，一生中虽未必没有事迹可书，但学识、交谊却往往有限，留下的材料，不足以支撑丰满动人的传记。
挑来挑去，我找到穆齐贤这个人物。他在旗人群体中地位边缘，按照八旗户籍分类，被称为：镶蓝旗包衣佐领下另记档案人。身份所限，他入仕容易但进取无门，作为王府的高级奴仆，拿着六品官的俸禄糊口而已，全无什么权力威势可言。不过，他自幼读书，汉文功底不错，满汉翻译尤其突出，甚至留下一部罕见的满文日记，对研究清中后期北京内城旗人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更有意思的是，他人到中年，竟懵然卷入泼天大案，九死一生之际，又凭着读书人的见识，将天家朱邸的华裘败絮掀翻开来，一把扯个稀烂。他平平无奇的人生，就此有了光亮，映射出世道的衰朽，制度的颓坏，情感的麻木，与生而为人，在尊严与自由面前，爆发出的本能力量。
得祸亦奇冤亦酷
道光十八年的炎炎夏日，一桩大新闻上了北京城的“热搜”：旗下妇女告王爷。原告穆陈氏，二十九岁，她在都察院大堂呈上诉状，控告当今皇帝亲弟、惇亲王绵恺。说这位亲王无故囚禁她的丈夫穆齐贤，且痛加折磨，以致夫妻离散，求生无门。
彼时，稍有年纪阅历之人一听此事，立即就能联系到二十三年前的昭梿革爵案。那是嘉庆后期的宗室丑闻，一向以文雅博学著称的礼亲王昭梿，被人在御史家门口丢下揭帖，说他苛虐属人，滥用私刑。嘉庆帝遣人追查，果然从王府里起出铁索、镣铐、木椿等刑具，又审得他“用钉板拷打刘衡枢。又设杉槁木架，将李兴茂剥去衣服，绳缚手足，吊起架上，用棘刺摔打，遍身流血”“程建忠等脊背均用磁瓦岔剌，血痕遍体”“赵继昌、吴文顺先后在圈病毙”。得知确情的嘉庆帝，对这位血脉疏远的铁帽子王大发雷霆，不但将其革爵圈禁外，还声言：“若系朕之子侄，及近支晚辈用此非刑虐下，朕必亲视重责！”
可惜，说嘴打嘴的事难免都要应验，如今亲儿子也做出这等事来，以仁厚著称的嘉庆帝，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何况穆陈氏所告情节，风宪诸公稍一过目，就晓得事情之耸人听闻，绝胜于昭梿旧案。因为呈状中写道，除穆齐贤现在被囚王府，奄奄一息外，“府中并园中，王爷私立牢狱数所，囚禁哈朗阿及包衣、官兵、太监及良民百十余人，不随所欲，即非法凌铄，惨酷过于刑狱”。清中叶，刑部监狱同时在押的犯人大约两三百到五六百不等，假使确如穆陈氏所说，天子脚下的惇亲王府，已经俨然法外之地，恍如今人脑海中的集中营、万人坑、修罗场，阴森恐怖，不堪设想。
事关此等重情，都察院不能不照其原样，即刻向皇帝陈奏，哪怕涉案者绵恺是个十分难缠的角色——此人荒唐乖戾尚不待言，更重要的，他是皇太后钮祜禄氏的亲生儿子。太后虽非今上的生母，但久居中宫，颇有威严，万一见势不妙，从中袒护，先头通消息、出主意的大臣难免落个风箱里的老鼠，里外受气。
绵恺生母孝和睿皇后画像
接到奏报后的道光帝也大为骇异，并马上派人往惇亲王府，以及御赐的西郊涵德园两处调查。调查结果与穆陈氏所呈几无二致：绵恺滥禁无辜的行为已经持续十六年之久。从道光二年出宫开府伊始，他先是囚禁太监，后逐渐发展到羁押属下包衣、兵丁、官员，乃至汉人平民，前后共百余人，时间长者十余年，短者十余天不等。被揭发时，尚有在府囚禁者六十人，在园囚禁者十六人。被囚者的罪名往往小得可笑，有的是“讨求差使”，有的是“告假省亲”，更有甚者，连“私自留须”也成了捉入府中加以禁锢的理由。
依着绵恺或是其亲信太监随口一发的指示，这些可怜人被分为不准出府、不准出院、不准出屋三个档次看守起来。绵恺甚至突发奇想，将自己所住房屋的西进间辟为牢房，“窗格皆以木板钉固，留一小窦饮食溲便，出入其中。囚禁八人剥去衣服、腰带，布袴而外，身无余物”。对于那些不甚驯服，特别是敢于逃跑之人，则施以鞭责、链缚等酷刑，以致其人身染疾病，精神恍惚，引发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譬如汉人卢欢，只有十七岁，他家境贫穷，受雇王府，先因小事受责逃出，被抓回后，就用十字铁链锁住脖颈、背部，加系约二三丈长夫人粗绳，拴在书房桌脚，扫地、递饭都要带绳出入。管事之人见他可怜，私下将铁链松开，不巧书房中有金茶托被窃，卢欢惊恐万分，次日一早就服毒鼠药自杀。家属虽明知死因蹊跷，却畏惧王府势力，仅以暴病草草了结。
因为绵恺私设刑房远非一日，他这些怪癖举动，也早已称不上隐秘。道光十二年，眼看堂堂王府变成监狱黑牢，福晋钮祜禄氏便很怕事情闹大，难以收拾。因她在家做不得主，只好借入宫请安之便，将此事禀告婆母，由太后指派总管太监到王府传达懿旨，将在禁之人一体放出。
然而事过不久，绵恺就故态复萌，进而变本加厉，不但囚禁之人越来越多，花样也愈加千奇百怪。为营救身陷牢笼，生死未卜的亲人，道光十七年六月，被囚官员德善、成存、富安三人的妻子，以及德安的母亲，一起到皇太后居住的绮春园东宫门外守候，等绵恺福晋轿子一到，便环跪于前，攀轿哭诉，请求将自己的丈夫、儿子释放回家。得到消息的绵恺恼羞成怒，他苦口婆心写下长篇“王谕”，说自己这个做主子的，将年富力强的属人关在府里，不但有吃有喝，有人照应，且使他们免于游手好闲、招灾惹祸，这是何等的菩萨心肠！几个泼赖妇人不知感恩，竟然在绮春园外拦轿闹事，真是“目无法纪，欺主太甚”！不过，碍于此举是在御园之外公开进行，人多眼杂，难免传扬开来，绵恺不敢对四位告状妇女有所动作，只是聊作缓兵之计，答应到年底将其亲人放出，要她们立下字据，不许纠缠。当然，这样的允诺毫无兑现可能，在道光十八年穆齐贤提供的惇王府囚禁人员名单里，德善、富安两人的名字还赫然在列。其中德善雅好蓄须，一捧美髯留了八年之久，绵恺将其胡须全行剃去，又责打二百五十藤鞭，相待如此残忍，或许出于对拦轿一事的报复也未可知。
多数被囚者忍气吞声，助长了绵恺的乖戾气焰，直到遇见证据确凿又勇气可嘉的穆齐贤夫妇，特别是敢于和他对簿公堂的穆陈氏，这场旷日持久的闹剧、惨剧、惊悚剧，才得以翻见天日。穆陈氏一番呈控，不但将绵恺拘押无辜一事公之于众，且同时揭出他引见护卫冒名顶替、冒支已故属官俸银、克扣现任属官银米、将奉懿旨放出优伶藏匿在府、佞信太监为非作歹等诸多不法行径。亲王的华美外袍被剥得精光，露出腐烂恶臭的躯壳，实堪侧目掩鼻。
虽出寒微也自持
掀翻亲王的主人公穆齐贤，是个顶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又名松筠，字禹范，号友莲，生于嘉庆六年。从血统上说，他是汉人，祖籍在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不知哪一代到了顺天府宛平县谋生，又与在京的旗人群体形成密切交往。从身份上说，他是旗人，因为自幼过继给内务府镶黄旗包衣人为嗣，他当上了吃皇粮的养育兵，此后的仕宦经历、生活方式、社交圈层，也全部旗人化了。松筠这个名字，就是嘉道年间满洲读书人的常用名。不过，由于是过继的嗣子，他在旗内的地位又较同侪更为卑下，称作“另记档案人”。所谓另记档案，即在旗人的户籍管理中另立名册，一旦财政吃紧，朝廷着手精简八旗队伍，这些另册中人往往首当其冲，先在被清理之列。
穆家早年小康，在今天北京西长安街以南的双栅栏胡同有祖宅，并雇佣使女照应家务。穆齐贤虽经出继，仍随本家过活，从小开蒙读书，写诗作对，又爱好书法，能够题匾额、写扇面、治印章，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不过，他的看家本领并不在此。嘉道以降，北京城内能诗善画的旗人已经多如过江之鲫，倒是满文优异者凤毛麟角。难得穆齐贤学习满文极有兴趣，儿时“见有肄业清文者，心甚忻慕，亦兼学之，若有夙缘”。清代留存至今的旗人日记为数不少，作者无论王公重臣，抑或文人学士，多采用汉文书写。惟穆齐贤这样出生汉家的边缘旗人，肯于反其道行之，留下满文日记《闲窗录梦》，成就殊难经见的旗人社会生活史。
赵令志教授等译《闲窗录梦》
人到中年，他的满文功底已颇深厚，甚至能精译文言小说。现存《清文聊斋志异》是满人扎克丹所译，底稿完成后，扎氏遍寻满文名家，为之修饰润色。小说行文生动，语法灵活，内多俚词俗语，就翻译而言，在各文体中难度最大，而穆齐贤总司校正，冠于多位翻译进士、举人之上，译法之娴熟可以想见。他的日记中不但多见购买满文书籍、满汉对译辞典，以及开馆授徒，教少年子弟学习满文等记录，更有作弊代考，这样反向证名满文水准的鲜活事例。
翻译一科，是旗人入仕捷径。其考试等次也有童试、乡试、会试区别，取中者各授生员、举人、进士功名，名称前加“翻译”二字。清中叶，满汉之间的语言障碍已经完全消失，翻译人才在政务运转中的作用几近于无，留此科目，不过使宗室、满蒙旗人有以进身，在官场充数而已。相应的，考场纪律也极为松懈，一切规章条文均成摆设。穆齐贤顶着“另记档案”帽子，身份与八旗正户有别，故而不具备科举、翻译等考试资格。自己没有龙门可跃，一身本领，只好聊为他人作嫁。在日记中，穆齐贤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替考经历，读之历历如绘，差可用作小说情节：
（道光九年七月廿七日）本日丑时起身，洗脸编辫子。刘珠儿车来，我等登车赶考。入龙门，松老二已入内等候矣。伊替余拿大包裹，后寻包裹，伊云已给奎文农，奎文农云未有。我等一同各处寻找，终未寻获，乃作罢。此包袱内有被子一床、马褂一件、枕头一个、汗衫一件、毯子一条。此实为余倒霉所致。我等皆在“致”字号，余在“致”字号第四十舍。贡院内德惟一、老春、兆尧蓂、庆熙臣、奎文农、余、岳瞻、富勒恒布、莫德礼皆在一处，遇连熙老连。余看“至公堂”之匾额，此次乃余有生以来首次入贡院，乃托奎文农兄弟之福也。文农为余备好食物，五更，圣上所出之诗题降至，余译完即睡。
从汉人变成边缘旗人，虽使穆齐贤无缘科举中第的荣耀，却并非全然没有好处。内务府系统的差使多、机会多，凡聪明体面的读书子弟，如果人生追求在于丰衣足食做个小官，那么屈身为奴，是比十年寒窗更实惠的选择。道光二年，年仅二十二岁的穆齐贤迎来人生巅峰。那一年，作为先朝皇子的惇亲王绵恺出宫分府，按照八旗旧制，被划入镶蓝旗分，并获得与身份相对应的包衣属人。据《宣宗实录》记载，此次从内务府划拨惇亲王府的人员，全属另记档案之人，隶籍镶黄旗包衣佐领的穆齐贤也在其列。因为通晓清汉文书，他很快获得绵恺赏识，给予六品管领职衔，在同批拨入的数百人中，待遇十分突出。
可惜，好运气并没有维持多久。道光三年，穆齐贤执事于王府涵德园档房，算是掌管文书、账目的关键岗位。到次年七月，就遭人牵连，得罪绵恺，此后改司闲差，惟教太监、学生认字念书，再草拟些无关紧要的呈文而已。牵连一事，《闲窗录梦》一笔带过，始末原由不得而知。事实上，绵恺是个好谀任佞的主子，而朋友眼中的穆齐贤“天资纯粹，秉性鲠直，见义必为，威武不屈”，是个有棱角、脾气刚烈之人。既然主仆之间性情相左，无论触发矛盾的事由如何，关系疏远总归势所必然。
虽然不为绵恺所喜，但起初，穆齐贤对自己的王府属员身份十分认同。他在最隐秘的私人日记里，也将绵恺径称为“爷”，并在“爷”字以下使用避讳符号，以示格外的亲近与尊崇。绵恺生辰在六月廿二日，日记对此也多有提及。如道光八年记：“竟日天阴，雇车不果，是以未能出门。本日乃爷之千寿节，余穿戴整齐，向东二跪六叩”，是其身在私宅，仍以最隆重的礼节向本主致敬。失宠后的穆齐贤虽然还在府里当值，却少有机会见到绵恺本尊。某日正在园中，忽听报信说王爷召见，他登时来了精神，手忙脚乱准备起来，事后晓得误会，又不免垂头丧气地嗟怨一番。日记此处写得生动：
午时，爷请皇太后安，入涵德园。更夫崔姓报称王爷召余，究之，云系太监王安传语。余急借徐二爷之褂、帽、甲裙，蒋爷之袍，什胜保之靴。亲寻王安详细询问，伊云并无此事，竟是崔某误听。随将衣物各还本人。王爷问德隆等学生现在何处，余依次将伊等姓名，并伊等现住何房等事开列，作成清单，交李清平呈上。王爷申时回城。追思之，余自道光四年闰七月廿五日，因首领太监王喜之事牵连，未得再见王爷音貌，屈指算来，至今已四年矣。本日闻崔姓误传，余得再拜尊容，非良机乎？悲夫！
清中叶的王府属官虽在流品之列，但地位卑浊，士林之中，绝不以同侪待之。可穆齐贤是个以进贡院、乞遇合为荣的读书人，被绵恺冷落疏远后，对他的情感基调，也混合了包衣奴仆的卑顺依附，与失意文人的幽怨忠贞。这样的关系持续多年，直到王府里乌烟瘴气，再不能让他安稳地生活下去。
北京贡院
堪嗟世路风尘暗
道光九年三月初二日，穆齐贤第一次被绵恺下令限制自由。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遇田秃子，闻方才奉命：郁秀染病告假，给假十日，立即医治。郁秀既不能接班，则不可令穆齐贤撤班，著将穆齐贤圈禁，不许出门。”郁、穆二人同在书房值班，先是郁秀被扣留王府二十余日，此时因病请假，即以穆齐贤代为圈禁。期间，绵恺派遣太监、官员，连续三次探视郁秀，察看其是否装病。初三日日记又写：“王爷将太监黄四喜打得昏死，以童子尿、黄酒浇之，使其复苏后，亦禁锁于余之室内。”可见此时的绵恺气性大作，属人动辄得咎，全无道理可言。
为补贴家用，当年正月起，穆齐贤在历代帝王庙开设学堂，兼收旗民子弟。他早年家境尚可，但“十三岁先父弃养，十四岁兄长见背”，不得已典卖房屋，与母亲、姐姐相依为命。等年纪稍长，姐姐又丧夫寡居，带着三个外甥与他们母子同住，一家人帮衬拉扯，过得很不容易。从状纸的陈述上看，妻子穆陈氏与他相差九岁，且不似继妻光景，这或许是他青年困顿，娶妻较晚的缘故。和老舍《正红旗下》描述的场景类似，穆齐贤做官后，一家人也靠借贷、赊欠、抵当支撑日常消费与人情往来，到俸禄关领时再兑换铜钱，一总销账还息。他六品官的年俸共有银六十两、米十四斛二斗，二、八月支银，五月、十一月支米，因为收入不足以维持小京官家庭的体面生活，就不得不做些教书、代考营生，聊为补贴。既然分神在兼职挣外快上，他与王府的关系自然渐次疏离，又或许正是这份心不在焉，让他开馆授徒仅一个月，就惨遭囚禁——当主子的可以对奴才置之不理，作奴才的胆敢三心二意自谋生业，怎不是大逆不道的罪过！
被扣留起来的穆齐贤人在王府心在外，不几天，他趁绵恺出行，“以甜言蜜语求请太监田秃子，听伊废话一堆，方准予私自出府，返家探母”。当然，探母之外，他也要到学堂点个卯，维持自己的第二职业。等晚餐已毕，又急匆匆溜回关禁之地，做出老老实实，在府苦挨样子。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很快，家里人编出母亲患病借口，又诳着王府管事人放穆齐贤回家。在家中，他与朋友紧急商议，准备脱离绵恺，到和孝固伦公主府教授满文——一个隶籍王府包衣旗人，想要摆脱府主控制，可不比今天的打工人辞职，非得周密谋划，步步为营不可。果然，绵恺的后续命令接踵而至，他告诉管事：像穆齐贤这样锁禁不令出门之人，如果有父母生病消息，一定要先向本王汇报，不许径直告诉本人。随后又让人跟着穆齐贤回家查看，亏得老母佯装重病，才得以蒙混过关。
这一次的囚禁前后不过十天，且时断时续，终以母病给假不了了之。然而经此一事，穆齐贤对绵恺的乖戾脾气已大为领教，日记虽无明载，但从此后的活动轨迹上看，他虽未能如愿以偿转到公主府教授满文，倒也采取了某种办法，免于在王府担当差事。对穆齐贤来说，不为王府服务，并不意味着罢免官职——他的六品顶戴由朝廷授予，在兵部注册，绵恺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如此一来，他就过上了有品级而无执事的神仙生活，白拿着俸银俸米，一门心思坐馆教书。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对比。身为府员，短时间的告假、探家，或是聊补盐米却不耽误正差的私人活动，会给堂堂亲王造成极大刺激，以致身遭幽禁，备受苦毒。相反，一旦觅得借口，便能悠游自得地吃空饷、享清福，既无家法约束，更免王命责难。这样丢西瓜捡芝麻的人事安排，既不合情，也不占理，浑如婴孩般任性使气，徒使老实人避而远之，奸猾者从中渔利。纵观绵恺一生所为，其精神状况显然不在正常范围之内，但将他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放大到家国层面，倒与乃兄道光帝颇有类似之处：九重天子于军国大事似是而非，任人蒙哄，倒是对奏疏上的点画谬误细微不遗，又将后宫嫔御频繁黜落，其心思琐碎，轻重颠倒，可算是内卷时代的顶层助推器。
道光帝画像
穆齐贤的好日子一过五年，到了道光十五年开春领俸禄时，才懵然挨一闷棍——自上年腊月起，他的品级就从六品降为八品，新头衔唤作银匠首领。因为清中叶王府属官的职务、差遣已经完全分离，所以他并不要去管银匠，只是作为常年旷职的惩罚，削减待遇。按照惯例，官员无论升降，仍以原品关领当季俸禄，可这一次他只领到九两八钱劣制银子，与以往的三十两足色官银差距委实不小。绵恺行事铺张，用度多有亏空，管事亲信又鲸吞蚕食，以致属员薪俸屡遭克扣，对半折发：“亲王下之护卫、典仪额缺凡五十六员，该王扣留俸银、俸米者至四十余员之多。”
这一年，穆齐贤的烦心事又远不止收入锐减。他与妻子陈氏生有三子，长名围儿，次则福顺儿、祥儿。先是年前福顺儿夭折，一家人正为之看坟下葬。到当年二月关饷头天，六岁的围儿又忽然发起高热，继而腹部肿胀，大有凶险之兆。穆家钟爱此子，一时间汤药、膏药、丸药、面药轮番上阵，起初尚见好转，到五月中，则“体瘦、腹大、面青、神倦、烦躁，只要水喝”，又喉咙浮肿，气闷难耐，呻吟哀呼，彻夜不眠，至三十日则左腮破裂，气绝身死。对于围儿的病亡过程，《闲窗录梦》有极为详细的记载，且在连篇满文中，罕见使用了汉文白话，而无半点修饰：
至晌间，围儿卧于外屋炕上，呼：“亲太太、亲伯伯、我那亲妈、我那亲姑、我那亲二姐姐、我那亲化儿姑姑。”（注：太太即祖母，伯伯即爸爸，二姐姐即穆齐贤甥女，化儿姑姑即穆齐贤八舅之女。）围儿云：“我的亲伯伯，我的老阿玛，您老过于疼我多了，我过意不去啊，我没有孝顺你老的地方。我要吃什么给我吃什么，我要顽什么给我买什么，我过意不去啊。我就只舍不得我太太与我伯伯，我太太有年纪了多病，我伯伯从前吐血便血，我都不放心。妈呀，我的亲妈，你给我做了多少新衣裳，给我后联，我过意不去啊。姑姑常给我买耍货儿，买吃食，我过意不去啊。再板墙胡同我那亲大哥、亲姐姐、亲二哥、亲二姐、我那套妞儿、黑妞儿、我那小侄儿，见不着了。我向他们，伯伯雇车去请他们来，我见见。”……伊祖母云：“孩子，我但只管你、打你、委屈了你了，除此之外，吃穿都无委屈你。”伊答云：“我知道啊。”余言：“伯伯性暴，在书房打了你许多。”伊答云：“亲伯伯，老阿玛，你老怎么说这话，那是为我好，叫我考科举做官骑马呀。”余言：“我打你，你心中不记恨吗？”伊云：“学生们挨打都还不记恨你老，何况我呢。你老怎么说这话呢。伯伯，你老怎么这么疼我，过于了，我没修了好命来”等语。伊又央余抱伊出旷，因有风，未果。此后不时呼亲太太、亲伯伯、亲妈等语。
围儿的呓语，读之令人心碎，紧随而来的离世，更抽空了全家老少的精神。穆齐贤的老母在当年患病，一年后不治而亡。幼子祥儿大约也在此后夭折，使父母面临绝嗣的危险。接连遭遇不幸的穆齐贤心情烦闷、经济拮据，也一改事不关己的姿态，开始向王府当权者发泄不满。
道光十六年以前，惇亲王府由护卫李昆把持府务，此后则以太监李秋澄代之。李昆为人贪婪，凡户部下发的府员银米，都由他带回自己家中，非得三催四请，才能折价支给。李秋澄心地险恶，他让全府上下称呼自己李三大人，出入往来站道请安，逢年过节屈膝行礼。非如此，就要寻衅摆布，甚至借口王命，囚禁鞭责。穆齐贤有读书人的傲性，本就不屑二李做派，再赶上一腔积郁，就难免冲口而出，人前人后，嗤其小人不可重用。
道光十六年冬月，为母服丧百日的穆齐贤回到王府，本拟就绵恺赏银一事，具禀叩谢。然而甫一入内，就有相好的同僚暗地报信，说李秋澄恨他切齿，早已在王爷面前告下恶状，单等他来，就要有所举动。穆齐贤听此一吓，掉头就跑，可到了腊月初六三更时分，仍被一群手持王谕的护卫冲进家门，带回王府囚禁起来。这一关，就是二百一十五天，妻子陈氏也随之断去生活来源，孤身一人，靠孀姊救济度日。
转年七月十四，到了穆家老母周年忌日，难得绵恺大发慈悲，准许穆齐贤披枷带锁，在解差的监视下回家上坟。夫妻俩久别重逢，少不得一番肝肠寸断。穆齐贤将惇王府私设刑狱、囚禁百人的惊天秘密告知其妻，又商议趁着解差熟睡偷偷逃走，回山东老家暂避一时。
穆齐贤的生父虽然居住宛平，却与原籍多有联系。清代北京城有繁荣的“碓房”市场，这是一种将漕米碾成细米的作坊，坊主多为山东人，主要服务对象是八旗官兵。除粮食加工生意外，碓房还向老主顾们提供银钱借贷，并设定实物乃至不动产抵押，以此控制旗人的经济命脉，并与其日常生活高度融合。穆齐贤儿时宽裕，他父祖的职业虽不见于明文，但爬梳日记中的蛛丝马迹，可知与京师碓房一定关系密切，或许就是其经营管理者也未可知——登州穆氏族中的鹤年、华年、春年等人都在碓房营生，他们是穆齐贤侄辈，与之交情深厚，凡一家有事，其他总是忙前跑后，主动分忧。基于此，穆齐贤将逃亡目的地选在他从未踏足的登州故里，紧要关头，旗人身份带来的麻烦，须靠汉人的血脉乡缘为之荫庇。
匹夫胆大气如山
听说给假扫墓的囚犯逃之夭夭，绵恺跳脚大怒，誓要将其捉拿回府，以为不忠不义的逃奴之戒。他先把穆家外甥抓到王府，重责八十板后锁禁起来，拷问乃舅下落。外甥扛刑不过，就供出族侄穆鹤年来。幸得鹤年是民人身份，又有碓房保结，虽遭十几个大汉押解入府，到底释放出来，得以为穆齐贤通风报信。家人被逮，让穆齐贤再也躲藏不住，道光十八年五月，他下定决心潜回北京。按照穆陈氏呈状所写，这一幕的镜头应当定格在夫妻二人的执手相看泪眼当中。穆齐贤仿佛京剧《野猪林长亭别妻》里的林教头，在权势的凌迫下，为深爱的妻子写下休书，使她免于饥寒与牵累，自己则毅然决然投于王府，生死由人，置之度外。
送走丈夫的陈氏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夫妻情谊与斗争精神，呈文中写道：
氏得此休书，如刀割心，毫无主意，日来屡往府门探听，无从询问。近闻人言，已责皮鞭四百，囚禁水牢中，奄奄待毙。氏泣思愚夫自幼读书，身体非健。今无辜遭此奇祸，有死无生，结发情义，心实难甘。且氏被休，无从口食，除死之外，别无活路。然徒死无益，万出无奈，叩恳宪大人上达天聪，将氏夫穆齐贤由王府提出，交部问究。如有应得之咎，即请照例治罪，则氏夫妇感激无地矣。
不知此状何人所写，其刀笔锋利，情理融通，直能令积年老吏、上官大僚为之动容。不过，此事更合于常理而接近实情的解释是：由伉俪情深，含冤被休的女性，以告御状形式揭发绵恺恶行，引起舆论震动，是穆齐贤由山东返京前的精心策划，而非陈氏的万出无奈，临时起意。
《闲窗录梦》多次提到穆齐贤与妻子的相处模式。在清代，旗营的下层官兵多有打老婆风俗，用以标榜男权，但读书人通常不会以此为荣。然而穆齐贤性情急躁，他甚至把对妻子的肢体暴力写进日记，丝毫不加掩饰。如道光八年六月廿五日记有：“晚，伊同姊对弈围棋败北，甚是气愤，余殴之。”次日又记：“昨晚伊吞声哭泣，余今早痛殴之。”此外，他对岳母也颇轻视，甚至在妻子生产之日与其大闹别扭：“妻临盆，余出，至头条胡同，知会伊母……因余与岳母言语不和，伊同余大吵一架。伊虽稍有年岁，然只知依仗妇人之势，不分好歹，实在可恨。耀庭在彼处坐，余气愤已极，拂袖而去……因气愤未用晚饭，起更时做汤饭食用。”他也推崇女性贞洁，因见伶人朱九禄儿媳年轻守节，便大发感慨：“伊守寡儿媳年方廿三，矢志守节，此等人于旗人中难得，却出自倡优家中，夫复何言？此等立志不嫁之事迹，倘令宗室之妇、官员之妻之再蘸者闻之，岂不惭愧乎？”日常生活的鸡飞狗跳，与呈状中的苦命鸳鸯，虽可视为夫妻关系的一体两面，但也足以令读者收回戏剧化的情感想象——饱含深意的休书更近于博取同情的道具，妻子陈氏也不过受丈夫差遣行事。
陈氏向都察院提交的材料中，不但有就事论事的诉状，还另具控单，罗列绵恺日常劣迹，并附王府被禁人员名单，这一定是穆齐贤在囚期间留心积累，详细记录的结果。除备述绵恺私设刑狱始末外，控单中更提到他向皇帝引见护卫时冒名顶替，以及违抗懿旨收留伶人等行为，这是触犯皇权的大不敬罪过，比囚禁属人更易激发皇帝的愤怒。这些用心与安排，只会由深悉王府内情，了解官场运行规律的穆齐贤策划成行，而非妇道人家一腔热血所能为之。是以全案审结时，钦差大臣亦将穆齐贤定为控诉行为的主使，免去陈氏以奴告主的责罚。
当然，就有算穆齐贤预为谋划，妻子是否肯于出头，也是本案成败关键。清初以八旗立国，严于主奴界限。雍正以降，下五旗中的外八旗人悉以皇命为尊，对本管王公的从属义务仅残存于观念当中，而无实质表现。相比之下，王府包衣出路狭窄，一切仕进、生计皆仰赖府主，一旦主仆对立，后果不堪设想。受制于此，绵恺前后关禁的百余人中，只有四个人的家属敢于拦轿哀求，至于公然告官者，则惟陈氏一人。这样的勇敢，或许不乏生计考量，但那种以夫为天，总要无条件保护与奉献的传统道德，在她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呈状经都察院上达御座后，道光帝亲自下旨，对绵恺进行多轮高规格审查。很快，由宗人府、军机处、刑部等机构组成的联合调查团，判定穆齐贤所控各款基本属实，惇亲王绵恺卑鄙谬妄，怙恶不悛，应做革爵处理。这一提议，相比嘉庆朝礼亲王昭梿的革爵圈禁，已属格外从宽。然而在皇太后的庇佑下，绵恺最终仅被降为郡王，处分畸轻，不能不令人生出纲纪废弛的扼叹。即便如此，狼藉的名声也对这位精神极端脆弱的皇弟造成强烈刺激，事发后他一病不起，同年底就呜呼哀哉，结束了四十四岁的荒唐人生。至于囚禁在王府、花园中的人们，案件审结后，都被悉数放出，择地安置。穆齐贤也借此脱去旗籍，恢复顺天府属民人身份。此后，他以教书为主业，“绛帐甫设，生徒云从”，再辅以翻译润笔，过上衣食无忧的平静生活，想必不甚为难。
在冠盖如云的帝京辇毂之下，穆齐贤是个最平常不过的小人物。他的早运不坏，虽然出身低微，到底进了旗人赛道，年纪轻轻就得一官半职。他在人情世故上不大通晓，为奴作婢，尤不称贵人心意。可毕竟能读会写擅翻译，若遇上温和开通的主子，保全饭碗，平安度日，也实在算不上奢望。他无甚大才能，却有些小聪明，王府内外辗转腾挪，只为过上阖家团圆的体面日子。他所处的世道平庸至极，但尚且安稳，哪怕高官名士，也多不做雄奇伟烈大丈夫之想，只要不被那“时代的一粒沙”砸中，便自乐享太平。危机并不显著，却人人缩在壳里，偏叫穆齐贤遭遇了近乎疯癫，却不可抗拒的权势，落在他肩头，成为一座大山。被压在山下的人为数不少，但几经磋磨，大多熄灭了自救的念头，只盼着王爷“施恩”，苟全一条性命。
这时候，不起眼的穆齐贤成了凡人英雄。他是汉人入旗，对那些八旗旧制、王府规矩，本有些三心二意。他又有一技之长，可以养家糊口，而不必托钵府主，供衣供食。这样的人，具备商业社会自由劳动力的全部特征，却要面临奴隶制残存的人身控制。他读儒家经典长大，分府之初受到优待，也报有君视臣以手足，臣视君以腹心的遇合期待。而一旦君视臣以犬马、以草芥，则臣之视君，就不免降格为国人，乃至对簿公堂，寇雠以待。在孟子看来，这是上下关系中，最本能的相处之道，但绵恺案中，敢将王爷主子视若寇雠，又暗地里积攒证据的，也不过穆齐贤一人而已。他读书，所以有自尊；教书，所以有出路；不迷信凤子龙孙，所以有勇气；关心国家事务与制度运作，所以能想办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还有个同样破釜沉舟的妻子，虽然日常吵闹，又缺乏尊重，夫妻关系之麻木，与同时代大多数人并无二致。但到了非她不可的时刻，这位比丈夫还卑弱许多的女性，竟成了扳倒大象的蚂蚁。她虽然只有一个姓，甚至在丈夫的日记里也没留下名字，却很值得我们翻出来，为之传扬。
最后，要借此案说说清中后期高级宗室的生存处境与精神状态。清王朝开基立业，靠得是父子兄弟打天下模式，八旗制度，本质上是努尔哈赤及其主要子孙、弟侄的权力、家产分配制度。清初诸王是政权的主人，其功业突出、实力强劲者，足可与当朝君主分庭抗礼，由是成为国家转型的最大阻力。皇太极之后的清列帝，无不以压抑强藩、推崇皇权为主要任务。雍正帝即位后，更藉皇位之争，以风雷之势扫荡八旗，从人与制度两方面，做出较为彻底的改革。乾隆、嘉庆两朝，则将改革措施不断深化、细化，使原本高高在上的宗室王公，被大大地臣僚化了。
首先，除本府包衣外，所在的旗下部曲，无需对王公们唯命是从，其他旗人，更不必追究宗主渊源。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熟知本朝掌故，但脾气暴躁，有一次和尚书景安拌嘴，说到气头上，径以“我家奴才”斥之。景安是八旗新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国家重臣，受不得这样侮辱，不但正色驳斥，还准备向皇帝告状。嘉庆帝得知此事，更明确表示：“景安一品大员，与王公等同属朝臣，且与昭梿并不同旗，非其属下，何得妄行指斥？”
其次，国家的大政方针，已经较少由宗室王公参与制定；军机处、六部等关键岗位，领兵出征，承办大案等重要政务，也不准其充任担当。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有承命办事，当差行走的义务，如果长期告假，就要退出爵位，停发俸禄。那些由宗室王公承担的工作，大多琐屑而形式化，既不能感受权力乐趣，还动辄被上谕训斥、降级罚俸。
再次，朝廷管理宗室科条细密，对其日常行为严加限制。特别是近支的皇子、皇兄弟，因为与最高权力半径最小，面对皇帝随时随地精神压制，心理负担远超常人。清初王公果于杀伐，富于淫威，他们的暴戾、贪婪，可以公开施于众多旗人，乃至高级官员，譬如康熙帝第十子敦郡王胤䄉，即对属人两广总督杨琳进行抄家式勒索，张扬恣肆，毫无顾忌。到了嘉道年间，那些经过无数次服从性测试的高级皇室成员，虽仍自诩贵不可言，对外也务必收敛性情，省得冲口而出“我家奴才”，也要被记作触犯皇权的大不敬言论。论手腕强硬，嘉道二帝远不能与雍正帝相提并论，但扭曲的心理，怯懦的精神，唯恐得咎的箴言，刻在基因里传上几代，彼时的王公们已经只能向最弱势的府内包衣、奴仆发泄情绪，又靠玩弄倡优、吸食鸦片打发生活。绵恺大规模囚禁属员，怕他们“年富力强，游手好闲”，以致“习学拳棒，外省招摇”，说到底，正是他自己畏惧皇权，幽闭紧张，毫无安全感的极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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