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跨国工程师与基础设施的历史追问

20世纪90年代，以入江昭（Akira Iriye）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倡导“国际史”与“跨国史”研究理念。经由徐国琦、吴翎君、王立新等学者的引介，此一学术潮流现在已经深刻影响到中文学界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中国与外部世界多层次的交流与互动，大大拓宽了传统政治外交史的研究边界。2025年9月5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学者系列讲座”特邀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吴翎君教授作题为《“跨国工程师、基础设施与日常国家”研究趋势》的学术讲座，请吴教授分享她最近的研究兴趣与成果。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皇甫秋实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陈雁教授、林超超副研究员等数十位师生参与讲座。本文系讲座内容的简要整理稿，全文经吴翎君教授审定。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吴翎君教授分享了她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思历程。吴教授的学术生涯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史训练起步，博士论文处理美国与北洋时期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关系，1995年整理成专书《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在台北出版。吴教授关注到美方因应中国反帝运动的不少撤侨活动是在美孚石油公司的办事处召集，开始对美国在华投资、美资企业如何卷入中国内政等议题产生兴趣，在2001年出版《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随后又完成《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2012）、《美国人未竟的中国梦：企业、技术与关系网》（2020）一对“子母书”。随着研究不断进展，吴教授的研究兴趣由“企业、政府和外交”逐步转向“技术”“文化”等超出传统外交史范畴的新议题，也关注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跨国工程师的移动和中外工程师群体之间的跨国网络。吴教授在2024年出版的新书《跨国交织下的帝国命运：近代史》，系应联经出版社50年社庆之邀而写作，也是她“跨国史”学术立场的一次较为系统化的集中表达。

吴翎君：《跨国交织下的帝国命运：近代史》，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版

吴教授提示在场听众，前辈学者刘广京早在1960年代即提出：重新评价近代中美关系史，需要聚焦更广义的美国人（Individual）和群体（Organizations）在中国的活动。商人、传教士、科学家、职业社团、慈善基金会等个人或群体组成的网络，可能要比美国政府的行动更有影响力。如今，伴随着入江昭、徐国琦等学者的专书的译介，青年学子对“跨国史何为”并不陌生，但若真的要讲好一个跨越国家边界的故事（Across、Between），找到一个更高的锚点（Beyond），绝非易事，需要久久为功。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吴教授介绍了她最近的专书写作计划，她的新书《工程化中国：近代基础建设、跨国工程师与日常国家治理》（暂定书名）已经积累六个个案，正在进入收尾阶段。这本书的写作，一方面与吴教授此前的学术积累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国际历史学界对于“跨国工程师”和“基础设施”研究的新趋势。莱比锡大学牵头制作的民国时期中国工程师数据库（Chinese Engineers Relational Database）为“中国工程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集成；而吴教授本人对晚清德国在华工程师米海厘（Michaelis Herman）的研究，也受益于前青岛德侨威廉莫扎特（Wihelm Matzat）创立的网站（Tsingtau.org）。这些信息吴教授特别感谢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部白莎（Elisabeth Kaske）教授的热心提供，以及由Thorben Pelzer博士架设的CERD网站。

“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议题，当下业已成国际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范拉克（Dirk Van Laak）的研究指出，欧美的“基础设施”概念由19世纪的公共工程（Public Works）逐渐发展为20世纪初期的“社区的生命线”（Lifelines of Community），乃至20世纪末期成为“现代性的量度”（The Measure of Modernity）。这项研究采取“跨国史”视角，虽然其中几乎未有涉及中国的讨论，但其探讨“基础建设演变节点（Nodes）、操作和争论”的研究架构，颇有借鉴意义。

吴教授认为，目前大部分著述特别关注“殖民基础设施”问题，可归并为“帝国模式”的研究。该模式下涉及近现代中国的讨论，可举出杨大庆对于“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研究以及林志宏对“哈大公路”和日本技术官僚的研究。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关注到了殖民地本土的特质和经验回馈到帝国统治的问题，皮钦知识（Pidgin-Knowledge）概念的阐释即为一例。这类研究范式更加关注殖民地本土的基层社会、环境和人民如何回应帝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同样遭遇西方殖民帝国的中国近代历史而言，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跨国工程师和基建问题的讨论，较少以近代中国作为核心场域（近期新加坡籍学者陈颖佳对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研究是一个例外）。吴翎君教授的专书不拟继续沿用“帝国模式”，而是希望探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关系，特别是在“基建”议题中纳入“日常国家”（Every State）的视角。吴教授提出，前近代的中国本身缺乏专业化技术，现代公共工程在19世纪末以后由欧美和日本引进中国，这些工程的兴建必须仰赖具有工程领域专业科学知识、驾驭技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跨国工程师。工程师来到中国后，为外国在华租界或中国政府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旨在创造一种改善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公共福祉。这些新型公共工程大多属于“社会性基础设施”的范畴，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合理性、安全和效率密切相关。跨国工程师推动的技术引进改变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手段，但无法解决中国在技术条件上的既有限制和社会困境，同时也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中国的政治与技术精英试图摆脱这些潜在风险，开启不仰赖外国技术的努力。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吴翎君教授剖析其对于近代中国“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如何受到英美在华工程师组织影响的研究个案，进一步说明本次演讲的主旨。“标准化”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产物，近代工厂的高效生产，有赖标准化工业零件相互转化的便利性。“标准化”在世界各国的推动与进展，都来自工程师的努力，中国亦不例外。

1901年，英国率先设立全球第一个国家标准化组织——英国工程标准委员会（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同年英国在华工程师莫理循（Gabriel James Morrison）在上海租界设立了“上海工程会”（The Shanghai Society of Engineers & Architect）。该会发行有英文官方期刊（现藏于徐家汇藏书楼和大英图书馆），并在1905年吸纳第一位华籍会员詹天佑。在沪英籍工程师在协会成立初期已相当重视“标准化”问题，自1914年开始着力推动公共租界的电力标准化议题，希望中国能跟进英国的电压标准，采取50赫兹的交流电频率。英国如此推动中英利益联结，固然可在“帝国/殖民”的框架中加以分析。但吴教授同时观察到，随着中国本土工程师群体的壮大和民族主义的昂扬，在1930至1940年代，上海工程会“推销”的议题亦有变化——此前以宣教师的姿态要求中国跟从英国标准，后来却转向强调工程师的全球责任，将工业标准化视为中国本身国家建设工程的一环，而不仅仅是联系英帝国的贸易通路。

中国走向“标准化”的第二阶段，由美国在华工程师和留美学生共同推动。穆藕初1915至1916年在《中华实业界》持续连载译介泰勒（Fredrick W. Taylor）的《科学管理法》(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另有大量在美国学习工程的学生1920年代回国后，加入甫成立的“中美工程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该协会与北京政府交通部合作，积极介入了民初中国的“铁路统一”运动。吴教授特别提及，美国著名河工专家费礼门（John R. Freeman）也是该会的荣誉会员，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发现了穆藕初向费礼门请教管理工厂经验的致信和费氏长达40余页的回信。

中美工程师协会在1920-30年代扮演了联结中国与国际工程知识界间桥梁的角色，该会的活跃度在1935年后有所降低，但其会员被大量延揽入南京国民政府，使得工业标准化在一批技术专家的指导下落实于国家政策。如同时身兼中美工程师协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的吴承洛，自1930年起担任实业部度量局局长，在任期间推动编订中国标准（Chi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与世界各国交换。国际标准化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izing Associations)成立于1926年，就工业标准委员会对标准化的认知和推动来看，应该承认南京政府并未落后于世界工业发展的潮流。此外，“标准化”在中国的影响还逐渐从技术与工商管理层面拓展到国家人事管理层面。如曾在美国留学的甘乃光在1934年倡议成立“行政效率研究会”，引入美国公共行政理念，推动现代国家官僚机构合理化的进展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讲座结束前，吴翎君教授向在场师生介绍了波鸿鲁尔大学和埃森杜伊斯堡大学跨校合作的“EAF未来”计划（East Asian Futures: Visions and Realizations on National, Transnational and Global Scales），鼓励有志向的同学踊跃申请、赴德留学。随后听众就“跨国史的内涵与外延”“晚清来华外国人的身份背景”“中美农业技术合作”等问题同吴翎君教授交流，吴教授耐心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并特别叮嘱到场同学：今后学者可能还会开拓出更加复杂的跨国史的议题，引发青年学者的跟随，不过新的框架本身并不重要，跨国史的精神在于理解和诠释个人与群体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