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的亲哥哥杨克纯（1896-1973），字武之，我叫他“三外公”，他就是杨振宁的父亲。三外公早年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最后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教书。数学家华罗庚的导师熊庆来跟三外公很要好，华罗庚也是三外公的学生。抗战时逃难到云南昆明的时候，我的母亲杨振英经常看见华罗庚到我外祖父家来，跟三外公见面，讨教学习。1934年夏，华罗庚在给刚从德国返沪的三外公的信中说：“古人云，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三外公非常正直，一门心思研究数学，记得小时候过春节时，我们会去上海的华山路，给三外公、三外婆拜年，不过见他们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小，和他们的沟通不多。因为杨振宁的父亲和我的外公是亲兄弟，他和我的母亲是堂兄妹，所以我称呼杨振宁为“大舅”。
杨振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访华的美国科学家，那次访问被称为“破冰之旅”，后来他也几乎每年回中国。他第一次到上海图书馆参观访问，接待他的有上图馆长顾廷龙、副馆长潘皓平，我也参与接待。杨振宁在上图善本书库里看了专门为他准备的善本书、手札、碑帖等文献资料，当我介绍完后，他就说：“你们有那么多的珍藏，可却捧着金饭碗讨饭。”当时我并不理解，第二天晚上就和妈妈去静安宾馆看他，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他就说：“这些东西一直放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没有得到利用，应该将之影印或变成胶卷。现在你们图书馆缺乏资金，无法做大，而宝库里的珍本书却躺着没有发挥作用。”1985年，杨振宁到上海后住在静安宾馆，他就联系我母亲，让我给他回电话，妈妈赶紧到我家把消息告诉我，那时候很晚了，家里哪里有电话？我赶快跑到西藏路的“星火日夜商店”，那里24小时开门，打电话五分钱。我联系上他后，他告诉我，美国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每年都邀请中国理工科的学者到美做访问学者一年，现在他从香港利氏集团筹得资金，可以考虑邀请社科方面的学者来美作研究。他希望我能去美国，看看美国东亚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及他们的图书馆建设、书库设置、图书保管及读者服务，而且他也为我联系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
我到石溪后没多久，大约是三月份，就有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马大任先生前来拜访杨教授。那时马刚从大陆访问归来，他去过北京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所以杨即电话告诉我，中午他要请马吃饭，让我作陪。马先生是四十年代上海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儿子。后来我在纽约时又见过马二次，一次是他陪我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另一次是在纽约市立图书馆（他当时被聘为该馆亚洲部顾问）。马的最大贡献就是，他退休后，又组织人员将美国各图书馆多余复本集中起来，无偿提供给中国的不少图书馆以补充馆藏。
杨振宁教授在哈佛演讲后在沈津家中作客
我去美国国会图书馆访书，也都是杨教授和亚洲部中文组组长王冀博士联系的，也因此，王博士对我礼貌有加，让我每天可以进入善本书库，整整一个星期，让我了解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中文善本书中，有不少尚未编目，还有一些罕见的太平天国刻本被发现。给香港的《明报月刊》写《哈佛燕京访书记》的文章，也是在杨教授的鼓励下写成的，他并嘱我稿子写好后要给《明报月刊》。因为我每次去一些大学的东亚图书馆访书，回到石溪，我都会向杨教授报告看书的情况及我的见闻。而那篇文章写就二万余字，分四期刊完。文章发表后，竟还有点影响。一是后来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吴文津馆长看到后，大为高兴，吴说：还没有学者这样来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我移居香港后，徐森玉先生之子徐伯郊通过香港《大公报》“艺林版”编辑马国权先生邀我见面吃饭，就是因为看了我那篇介绍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文章。
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原定访问一年，后来延长为两年。杨振宁在石溪时，每星期六上午必定到办公室，他告诉我，只要他在学校，这个时间我都可以去找他。所以我经常去聆听他的教诲。我和他在一起时很轻松，他会讲很多事情给我听，帮我联络也帮我翻译。有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拿出一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剪报（1987年7月7日第12版），上面刊有一篇《在珍本中重新发现中国历史》的文章，介绍中国学者张家璩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发现了明嘉靖刻本的《老子亿》，杨振宁看到后，认为美国报纸用英文宣传中国的古籍善本很好，就问我：“沈津，你是不是知道这个事情？”我说知道，但报纸上怎么讲我不清楚。他就说：“我翻译给你听。”马上拿了纸和笔让我作记录，拿起报纸一句一句把整篇文章翻译出来，后来我在《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写过此书。杨振宁发现美国的中文报纸刊登有关中国古籍善本方面的消息，比如哪家图书馆发现了中国宋代某佛经，也会剪下来留给我，后来我在《文献》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写美国所见宋元刻的佛经，最初的源头就是从他那里来的。
2000年在香港饮茶，沈津将新出的《哈佛燕京善本书志》送给杨教授
有一次，杨振宁问我在美国有没有特别想见的人，我说想见见钱存训和翁万戈。他说，这两个人他认识，并马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通讯录，当场就给钱先生打电话，说：“上海图书馆的沈津是我的外甥，很希望到芝加哥大学拜见您。”钱先生很开心，一个原因是杨振宁的面子，另一个原因是后来我才知道的——钱存训和我的老师、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是远房亲戚。所以我第一次到芝加哥，钱存训亲自开车接送，安排我作演讲，他还第二次请我再去，两次都停留一个星期。翁万戈是清末重臣翁同龢的五世孙，当时任纽约华美协进社的社长，我坐火车到纽约，他把我领到家里看翁方纲的《复初斋诗集》的手稿本，晚上还请我在中餐馆吃饭。这之后，我和翁先生就成了忘年交的朋友。当我一年的访问学者期满之后，杨振宁又建议我再留一年，再多看一些美国的图书馆。他要我不仅注意不同图书馆的建筑、内部设置、人员管理、书库布局以及图书保管方法，还鼓励我和多方面的学者接触，学习美国图书馆好的方法和经验。
杨振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但我不愿意让别人产生一种误解，觉得我是凭杨振宁的地位而上去的。我在石溪做访问学者是他推荐并决定的，所以我不能辜负他，要做得出色、努力奋斗。在石溪时我和别的访问学者完全不一样，别人时间自由，而我每天像上班一样早出晚归。当时和我同办公室的还有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和乐黛云教授，不过他们在石溪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一个月吧。我离开美国回上海后，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和图书馆的馆长杨丽娜联名写信给杨振宁教授，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推荐的访问学者沈津，研究工作做得很好。杨教授看了后很高兴，又把这封信转给我看。
杨教授是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科学家，但他在工作之余，却是呈现出轻松、活泼、淳朴的面貌。记得我们在香港的第二年春节的一个晚上，在中文大学12苑宿舍里，他和我们一起玩起了变魔术的游戏，我已记不起来是什么小魔术了。但从当时拍的照片看，杨的笑嘻嘻且手舞足蹈的动作，正是他心灵愉悦的表现。有时，他还会在沙田的商场里买大件盒装的拼图，记得那是一幅大的风景画，杨就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找小块拼版。这看似容易，但也要用颖慧去思考，如何用最好的方法和速度在千块的图形中去搭配。我们在香港时，每逢星期六、日，杨教授都会提出来，开车去郊外走走，或爬山，或野餐，一点也没有教授、长辈的架子。至今我还保存当时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在他古稀之年，在郊外车行、人行之间的近半人高且极窄的石墩，在没有任何设施的情况下，他竟然独自登上，吓得我在旁想去扶他一把。我移居香港不久，杨教授就约我们一起去九龙的黄大仙祠，那是一座道教庙宇，但也供奉儒、佛神祇，如孔子、观音等。那里香火鼎盛，也是港人祈福求签的地方。据说那里的灵签很准。那时，我因希望尽快找到工作，就去找一道士为我揺出了一竹条，上有号，换得的那张签是上签（原件仍保存在我处），签上有“临潼救驾”“贵人指示”“平稳大吉”等语。我拿到签后即对杨教授说：“您是我的贵人。”他笑着说：“我不是贵人，希望你工作顺利。”
杨振宁对家人非常亲切，每次回上海都会约见我母亲和母亲的大姐——“大阿姨”杨振华，他住的静安宾馆离我妈妈家有一段距离，他有时亲自去到我们家里。我家所住的松韵别墅1949年之前是法租界，道路两旁都是梧桐树，一楼很宽敞，后来被改成一家幼儿园，我们住在二楼，只能从后门上楼，后门通二楼的楼梯很窄小，电灯很暗，杨振宁也一级一级爬上去。我岳母赵月娥、弟弟沈平在香港的时候，常和杨振宁聚会，杨振宁称我岳母“赵太太”。他到上海，也去看望我岳母的老母亲，也就是我太太的外婆。外婆当时九十多岁，住在宝山的宝钢一村公房里，没有电梯，杨去看她，也是一步一步爬楼梯到六楼。宝山区有关部门提前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楼梯锈掉的扶手都重新油漆了一遍。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下次再请饶先生”》，这句话是杨振宁教授说的。1991年夏天的某日，杨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星期六可否约几个朋友到12苑（杨的宿舍）聚聚，我问：“那请什么人？”杨即说：“你决定即可。”我说，可否请饶宗颐、吴培南及阮廷焯？杨说可以。当一切定下来后，那天上午我先去跑马地接饶先生，然后乘出租车到地铁站，待到了中文大学站后，我即用站台下的电话告知杨教授，我们到了。是杨开车来接我们的。中午饭是我太太赵宏梅和弟媳赵宏芳一起做的，那天我和沈平作陪。记得杨说起他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到一件古代中国铜器，但不知是什么器物。于是饶先生就说起此件铜器的来龙去脉。大家都对饶的博闻表示钦佩，但还聊的什么却一点都不记得了。下午四时左右，饶和阮夫妇离开12苑，杨即开车，和我送饶去中大地铁站。在回宿舍的路上，杨对我说：“饶先生真是‘博’，看来下次我们再请他。”
杨振宁教授和饶宗颐教授在杨教授的宿舍里聊天
杨振宁非常之平易近人，和很多学者都是侃侃而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港岛的一家酒店的咖啡厅，原来他约了一位来自北京的画家张步见面，要我作陪。张步是北京画院的专职画家，他送给杨一本他的作品集，我当时翻看了，只感觉他的山水画与我平常见到的大不同，他的画别开生面，极有层次感，以浓艳绮丽为基调，对色彩特别注重。杨张二人也是第一次见面，但见他们聊得特别开心。杨曾经跟我说，他每到中国的一个地方，必定要看博物馆，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因为博物馆可以开阔你的眼界，所有的展品都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选取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和启示。有一年他去新疆，沈平就陪他看新疆的博物馆。杨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和他的父亲也有关系，他不是学了物理，别的就什么都不管了，还有几件趣事可以佐证：
八十年代末期，沈平在香港的“心源画廊”常邀请内地有潜力的画家办展览、出画册，有一次黑龙江哈尔滨画家卢禹舜在香港艺术中心办画展，沈平请杨振宁剪彩，开幕前杨特意提前到达，认真欣赏了展览。他在致辞时说，画里的题款对他很有启发，画画要有法度，但又不拘泥于法度，在“有法”与“无法”之间，这一点和科学研究是相通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是有共同点的，科学家就是把别人不明白的东西搞明白，艺术家则是把大家都明白的东西，让人不明白了。卢禹舜回到哈尔滨后，所任教的学校要为艺术家们准备一场大型颁奖仪式，卢就找到沈平，并建议学校请杨振宁来。杨从香港坐飞机去哈尔滨的时候，同机的还有著名影星周润发。到了机场看到很多接机的人，原来以为是接杨振宁的，其实是周润发的影迷。接杨振宁的是当地安排的加长林肯车，很引人注目，因为周润发到哈尔滨的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很多当地人都认为坐这辆车的肯定是周润发。这是一件趣事。第二天参观太阳岛公园、松花江、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等。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现场有戴红领巾的小朋友给杨振宁献花，杨问小学生会不会唱抗日歌曲，小朋友说不会。杨就说，他会唱，当场就唱起《松花江上》。这又是一件趣事。
1991年杨振宁教授在香港心源画廊和沈津、沈太太赵宏梅合影
1992年，沈平又陪杨振宁参加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住太原晋祠宾馆。有关单位安排游览五台山，当时正好寺庙里做法事，场面非常隆重。法事完毕之后，和尚们排好队围着佛龛转圈，杨振宁就从座位上起来，双手合十，跟在和尚后面走了一圈。后来请杨振宁题词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大意是科学与宗教本是一家。又一日，电影导演李前宽夫妇将他们导演的电影《决战之后》在小会议室放给杨振宁看，当看到片中监狱长问杨的岳父杜聿明“你是否有个女婿在美国？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杨不禁掩面而泣。杨振宁曾与他的母亲住在香港北角和富道和富中心，每天从中文大学回到家，第一时间直奔母亲卧室，嘘寒问暖，有时会亲吻母亲额头。这几件事情都是沈平告诉我的，因为三外婆（杨振宁的母亲）住在香港，生活上的事情多是沈平夫妇照顾的，沈平夫妇和杨的接触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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