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控温挑战加剧，低成本减排技术面临多重障碍

界面新闻记者 | 田鹤琪



“技术在减排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技术创新尤为关键。但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全是技术层面，战略规划、政策支持、机制建设等非技术因素，正成为阻碍减排技术广泛落地的重要原因。”

日前，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2025年年会召开期间，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全球气候变暖形势已显严峻，去年全球平均温升已突破 1.5 摄氏度，若趋势持续，控制温升的挑战将进一步加剧。”邹骥指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目前的气候政策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在本世纪末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超过3℃，这是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的全球气温上升幅度目标的两倍多。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气候变化正在增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

据邹骥分析，控制温升挑战加剧，主要原因是低成本减排技术的全球部署面临多重障碍。针对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三倍增长（Tripling renewable）目标，从最小成本优化原则来看，成本越低越利于技术大规模部署。

但现实情况与理论设想存在差距。

邹骥表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受限，不仅中国相关产品出口受阻，海外投资也面临诸多阻碍。这种情况直接延缓了全球技术部署节奏，进而导致减排规模不足，气候问题愈发紧迫。

这主要是地缘政治与利益分配矛盾阻碍了合作。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单纯依靠成本优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若仅向某国出口低成本产品，可能冲击其本土产业；若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虽能为其创造就业、增加税收，但利润分配能否保障、投资环境是否稳定仍是关键。

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信任赤字突出，缺乏稳定投资环境，将直接影响合作推进。此外，即便利益分配暂时平衡，部分国家仍会担忧失去产业竞争优势。

针对未来碳排放达峰以后，具体减排路径的问题，邹骥表示，从两层维度概括，核心是 “提高能效” 与 “调整能源结构”。若进一步细化，可分为六大基本减排路径。

具体包括：一是可持续能源消费方式，涵盖能效提升、合理控制能源需求以避免浪费，核心是节能；二是电力系统深度低碳化，聚焦能源结构优化，依托中国可再生能源优势，推动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提升；三是绿电前提下的电气化，当前车辆电动化发展迅猛，工业设备、建筑领域的电气化是下一步重点。

四是非电能源燃料转换，针对工业高温加工、航空、轮船等无法单纯依赖绿电加热的场景，探索绿氨、绿醇、绿电制绿氢进而制备绿盐等燃料替代路径；五是负排放技术，包含CCUS(全称Carbon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森林碳汇及碳移除(CDR)；六是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今年以来，作为减排机制重要支撑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方法学也迎来多项进展。

近期，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第五批6项CCER方法学征求意见稿，覆盖了公共建筑围护结构与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提升、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工程、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淤地坝碳汇等多个领域，CCER方法学体系正加速扩容。

界面新闻注意到，当前CCUS领域的全国统一方法学尚未出台，这一空白也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中石化集团原董事长、党组书记马永生在2023年两会期间也曾提到，国内应研究并发布CCUS方法学，推动CCUS项目尽快纳入中国自愿减排机制，更好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CCUS是指将二氧化碳从工业过程、能源利用或大气中分离出来，直接加以利用或注入地层以实现二氧化碳永久减排的过程。按照技术流程，CCUS主要分为碳捕集、碳运输、碳利用、碳封存等环节。

从国际实践来看，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政策支持、技术研发等推进CCUS发展。

2024年7月4日，法国更新其CCUS战略，最初的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捕集400万-800万吨二氧化碳，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到3000万-5000万吨。通过为期15年的碳差价合同，为CCUS工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邹骥指出，在减排六大路径中，CCUS属于第五大路径中的负排放技术。截止到目前，CCUS的捕集(Capture)环节没有太大问题，其成本仍处于学习曲线下降阶段，但存储(Storage)环节尚未出现可规模化推广的趋势，未来很长时间将处于研发阶段。

此外，CCUS的捕集与存储环节都要消耗大量能源，这些能源是否能够来自可持续能源也需要不断探索。

“技术应用需要有时间概念，当前重中之重是中国未来十年能否迅速进入碳排放下行通道。”邹骥称，这主要得依靠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效技术、电动车技术，这些技术在十年内能快速生效且可大规模部署，既能实现盈利，也能实现非常可观的减排量。